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中锋

    一说到“故事”，人们立刻就会想到生动、曲折的情节，或者想到那些有头有尾、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语言讲述出来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华师故事”中的“故事”，不只是这些，它还包括过去的行事制度、先例、典故、掌故等，其范围比通常所说的“故事”要宽泛得多。今年七月，学校发布《关于开展“讲好华师故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将重点讲好“华师故事”归纳为五类，即回顾学校办学历史、梳理学院发展轨迹、挖掘师生闪光故事、寻找校友典型事迹、让世界聆听“华师声音”。这五类故事符合广义故事的特点，具有以点带面的作用。

    我认为，“华师故事”有四个层面，一是过去发生过的真实的“华师故事”，二是经过选择、加工的文本中的“华师故事”，三是讲述者讲述出来的“华师故事”（包括使用多种媒体、多种技术手段进行讲述），四是受众所接受的“华师故事”。如果能够把这四种“华师故事”统一起来，那就可以说是真正地把 “华师故事”“讲好”了。

    “华师故事”不同于一般故事的文学价值，也不同于一般新闻的新闻价值，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宣传价值和文化价值。新闻和宣传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新闻的生命是真实，宣传的原则是导向；新闻是客观至上，宣传是主题先行；新闻是一次性的，宣传则可以多次重复；新闻传播的是信息，宣传传导的是观念；新闻既有正面又有负面，宣传则只有正面。如果从新闻的角度来看，“华师故事”已多为人知，且多为资料或档案，所以不太具有新闻性或时效性。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华师故事”可以制定原则导向，可以明确宣传主题，可以通过反复传播某种观点，让受众理解它、接受它，最终支持它。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华师悠久的历史、曲折的经历，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部好教材；另一方面，华师特有的文化体现在学校的各个层面，借助故事进行一种文化考察，我们似乎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去品味华师丰富的精神内涵，触摸华师特有的人文底蕴。

    如何“讲好华师故事”，如何选择“讲好华师故事”的路径，我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在内容上，可以选择文化含量较大的故事，讲出华师的精气神。华师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由多个性质不同的学校多次合并而成，所以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华师突出的特点。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华师形成了特有的“博雅”文化。“博雅”既是华师的文化，也是华师的精神；既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底蕴，又有外来文化、红色文化的精华。就红色文化而言，华师对恽代英的研究、宣传较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实，除恽代英外，还有一些与华师相关的人物也是非常值得宣传和研究的，如革命烈士、林彪的堂兄、中华大学附中的林育南；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将帅之一、中华大学附中的陈昌浩；中国民主斗士、文华大学附中毕业的李公朴；革命烈士、中华大学毕业的刘绍南；《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中华大学的教师黄负生，毛泽东在谈到湘鄂两省出色的党刊主编时，曾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还有华师的老校长、《新华日报》的创办者、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的潘梓年（有人称潘梓年和他的三弟潘汉年是中共党报的双星）。

    华师其他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典型性的事件有很多，我们可以将那些分散的材料和零星的记忆集合起来，结合有文化意蕴的故事，加以辨析和阐发，从而挖掘出具有丰富内涵的华师精神、华师传统。抗战时期，华中大学迁到了云南喜洲，条件非常艰苦，很多办学经费都是校长韦卓民先生募集的。但韦先生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一日三餐都和教师们同桌吃饭，清茶淡饭，从不计较。一年四季穿着一件旧西服，袖子破了就请皮匠补两块皮子；胸前的衣服破了，就请裁缝用布条缀上“华大”两个字。这种体现韦先生人品和情怀的故事，在校史和档案材料中难以见到，但它存在于追忆之中（杨希孟《苍洱忆旧》，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如果将这些追忆加以收集、整理和发掘，对于讲好华师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在形式上，可以选择适当的融媒体，进行多角度的立体呈现。在新技术条件下，现代传播完全可以做到不同媒体、不同渠道、不同平台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可以将各种资源加以整合，实现一个主题包含多个创意、一个创意包含多个作品、一个作品包含多种形态、一种形态具有多个渠道、一个渠道能够多次传播，最终给受众以多次感受、多次接受。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开沅口述自传》就是这样，一个创意就是由章先生口述，呈现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生动历史细节，让读者在不经意间，领略近百年历史的剧变。这个创意产生了纸质、电子等多个产品类型，用文字、图片等形式呈现，通过书店、网站、微信等渠道多次传播，很受欢迎。因为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他的阅历，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同时还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第三，在方式上，可以根据特定的对象，选择一种认同的方式，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泛滥，碎片化阅读盛行，让人静下心来看完一件作品，是需要做一番努力的。此外，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文化戒备甚至是文化冲突，通过选择文化适应的方式，实行文化认同，不失为一种办法。特别是要让世界聆听“华师声音”，没有文化的适应，就难以达到文化的传播。一种文化为了适应另一种文化，不管它有多么崇高、多么优越，有时还得作出一定的让步；一种文化只有适应了一定社会的需要，才能融合原有的文化，发展新的文化。

    华师的主体产生，就是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的结果。基督教在7世纪时就到中国传教，到16世纪已有三次，但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807年，基督教的新教人物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开创了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用以传教，加快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1840年鸦片战争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打开了通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获得了自由进入中国的特权。传教士们汲取了文化冲突的历史教训，借鉴“学术传教”的历史经验，在沿海沿江地区办起了教会学校。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圣公会在武汉开办了文华书院，也就是后来的文华大学。文华大学就是西方“办学传教”的产物，它是在适应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学校如此，对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也是这样。韦卓民先生在文华读书8年，一直没有加入教会，因为他父亲叮嘱过他：“学他们的英文便好，千万不要吃洋教，卖掉了祖宗。”起初，韦卓民不为教会所动，甚至听到那些教义觉得可笑，只是每天随着唱歌，继而听唱音乐，获得美感。久而久之，似乎那些教义有点意思，不知不觉地就灌到心里去了。再后来，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种传播方式有它的高明之处。可以说，华师主体的产生，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运用了一种恰当的文化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结果。同样，韦卓民先生信奉基督教，也是潜移默化地对异质文化认同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有本土化文化的改造。就文化传播方式来说，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