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张晓风在《半局》的楔子里写道： 
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忽然怅恨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他错了，司马相如并没有死，好文章并不一定都是古人做的，原来他和司马相如活在同一度的时间里。好文章、好意境加上好的赏识，使得时间也有情起来。 我不是汉武帝，我读到的也不是子虚赋，但蒙天之幸，让我读到许多比汉赋更美好的“人”。 
我何幸曾与我敬重的师友同时，何幸能与天下人同时，我要试着把这些人记下来。千年万世之后，让别人来羡慕我，并且说：“我要是能生在那个时代多么好啊！” 
——于我心有戚戚焉！引为题记 

华师中文系曾经是我高考时的梦想，十几年后才圆梦。三十岁才考上研究生，故而倍加珍惜，常去旁听文学院的各种课程与讲座。得遇良师，幸甚至哉！

今年仲夏，读到晓苏老师给毕业生的致辞《桂子山上的树》，不胜感慨，无尽怀念，故以同题撰文。华师让我记忆深刻的老师不少，暂写三位致谢致敬。

晓苏：《桂子山上的树》全文链接：http://www.ccnu.com.cn/wenhua/2015/0618/13231.html

      周光庆老师主讲古代汉语。
      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看上去五十多岁，精神矍铄，穿着整洁，头发梳得丝毫不乱，一看就是个严谨的人。果然，语速不疾不徐，声音沉着自信，亲切中透着威严。
      他先征求我们对上课的建议，我们以为他不过是走形式，半天没人吭声。没想到他坚持，有几个同学就大胆说了，他综合大家的建议提出了上课的计划和方案。然后就宣布了一条课堂纪律：上课不许接打电话，手机必须调成振动或关机。他说：“不管其他老师怎么要求，你们在我的课堂上就必须遵守，要么就别来。”因为大部分老师上课都不怎么严格，我们开始以为他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很认真。
      周老师上课什么都不带，拿起粉笔写几个字就开讲，把古代汉语的奥妙讲得出神入化、引人入胜。他的课不用点名，很少有人旷课迟到。我从来舍不得缺课，笔记也做得很仔细，生怕漏听了一句话。当时，有些老师讲课喜欢夸耀自己的经历与成就，周老师从无半句空谈。他不搞一言堂，喜欢提问，最爱我们提问。有一次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他的课堂是对教师最好的诠释。

      第一次，有位同学的手机响了，周老师问：“是谁？请你出去！”没人答应，他就马上走出了教室。我们半天没回过神，班长连忙跑出去请他回来。事后据说他已经走到一楼去了，看来真的很生气。  

      回来后，他批评教育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有些同学说周老师有点迂腐较真，我不以为然。

      第二次，不知道又是谁的手机响了，周老师又生气了，可是没人站起来承认，我很想替人受过，又不好意思。当时，我心里对老师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可能是那位女同学收到祝福的电话或短信，请您谅解这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吧？我相信大家以后会自觉的。如果还发生这种事，不用老师问，我们保证把那位同学轰出去。”可惜我不敢站起来说，怕老师说我强词夺理，怕惹老师更生气。眼睁睁看着他走出教室。后来有个同学追出去请他回来上课，他说：“刚才有个同学告诉我，她为了赶来上课，早起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说实话，为她一个人，我也要上完课。”我松了一口气。
毕业离校前，我去看望周老师。我们聊了两个小时，聚集我心中的疑惑烟消云散。他勉励我不要满足于做教书匠，而要立志做教育家。当时我惶恐不安，觉得老师期望太高，我不可能实现。我不敢点头，微笑不语。
      进门时，我深感自卑，忧心忡忡；出门时，我满怀信心，浑身轻松。周老师送我到门口，嘱咐我要勤学苦读，静下心来做点学问。
      我明白了什么是“导师”，就是要给学生引导、指导和疏导，让学生找到奋斗的方向，看到前进的希望。也懂得了“经师”与“人师”的区别。周老师给了我最需要的肯定。
      毕业聚餐时，我特地去给他敬酒，并邀请他合影。可惜同学的相机不好，那张珍贵的照片也被他删掉了。我很惋惜，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老师合影，留下他慈祥淡定的面容，鼓励我继续前行。
毕业以后，我给他写了两封信，没想到他都回了信，并且给我中肯的建议和热情地鼓励。因为他不喜欢用电脑，我们都是手写的书信。每当我消沉怠惰时，就拿出他的回信，看到那遒劲的字迹，读到那温暖的话语，又能支撑我走一段路。
      刚毕业那几年教师节或春节，我还给周老师打电话问候，他也总是关切地问我近况。他不用手机，座机有时没人接听。每次通话前，我都要深呼吸，担心自己情绪失控。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起慈父。
      2010年后，我就没再与恩师联系了，心里一直愧疚不安。只是每次走过高大挺拔的香樟树，我心中就浮现出他的身影。

      戴建业老师主讲唐宋文学。
      年近半百，华发早生，面容清瘦，衣着朴素，爱穿夹克。他讲课时激情飞扬，立刻返老还童。
      在文学院二楼那间古代文学教研室，我旁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在八号教学楼又听了一个学期。他的课堂，人满为患，去迟了就抢不到座位，只能站着听，我每次都是提前去占座。窗外绿叶婆娑，室内春意盎然。
      他的麻城腔普通话虽然不太标准，但听起来颇有意思。他的口头禅是：来，我们接着聊哈！喜欢听他用现代流行语言讲古代文人的轶闻趣事，喜欢他摇头晃脑地朗诵那些古典诗词，喜欢他对现实充满智慧的讽刺和无伤大雅的自嘲。
      李白的《静夜思》和孟浩然的《春晓》这样明白如话的诗，他都能津津有味地讲上一个小时。他说很羡慕《春晓》中的诗人，一觉睡到自然醒，多么悠闲惬意！可能他的脑子比舌头转得快，常常急得讲不清楚，面红耳赤地说：“那个那个鬼李白，实在是好，实在是个有趣的老头儿。”我边笑边小声说：“你还不是个有趣的老头儿？”
戴老师偶尔会穿插一些家庭琐事，课堂倍增别样情趣。
      戴老师说：我上大学时，学生谈恋爱，常常一个在路左边，一个在路右边，甚至一前一后隔几米远。就算跟女朋友只是并排走，碰到老师也会吓得要命，慌不择路地逃窜。等我做大学老师时，路上碰到谈恋爱的学生牵手搂抱亲吻，我吓得改道而行。唉！我这辈子活残了哇！
      师母问她刚买的衣服好看不，戴老师说他必须说好看，因为说不好看的结果有三：一是师母把他臭骂一顿，二是师母不做饭给他吃，三是师母再去买一件新衣服。我掩嘴而笑时，很想一睹师母芳容，想着怎样的女子才配得上我如此才华横溢情趣盎然的老师啊？又想象课堂上气宇轩昂的老师回到家里被师母唠叨责骂的可怜样子，心疼地笑了又笑。
      戴老师说他想和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谈心，儿子说他没空。他气得要命：“老子跟你说几句话，你还爱理不理？多少学生想约我见面，还得看我的心情？”是啊！我就一直很想请老师喝茶谈诗，但想着老师的宝贵时间都要用来做学问，哪敢发出邀请？
      有一次他讲起“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看着老师清瘦的身影，坚毅的面容，慷慨的话语，我仿佛看到了一杆翠竹傲立风中，扶摇云端。

       晓苏老师主讲写作。
       他四十出头，有点发福，但丝毫不影响他风度翩然。他的头发留得比较长，喜欢用手往后捋头发，再轻轻向右上角一甩，就像我们女生喜欢甩刘海一样。
       第一次见他，是我读研两年前，他应邀到我们那所中学讲座。他给学生讲怎样写作文，讲了几个早恋故事，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我们语文老师倒担心误导了学生。没想到现在，我成了他的学生。他的小说创作很有成就，创作理论也有一套，是个勤奋高产的作家。但他似乎比较讨厌讲纯粹的理论，总爱举些生动的例子。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他说看见一个姑娘在公园里漫步，有个小伙子走过来搭讪：天气这么热，我请你吃雪糕吧？姑娘骄矜地一笑说：我男朋友已经去买啦！晓苏老师分析道：你们看这个姑娘多聪明！一句话包含几层意思：我有男朋友，他对我很好，你就别想多了。等男朋友回来，姑娘又说：刚才有个帅哥要给我买雪糕，我没理他！这句话又含义丰富：你看，我多漂亮，人见人爱！但我不轻浮虚荣，我对你多忠诚！你要好好珍惜哦！晓苏老师的分析让我们在欢笑中明白了写作的诀窍。
      有一天，晓苏老师迟到很久，而他一向守时。我们都盼着他快来上课，但没人敢给他打电话。他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抱怨：“真是的！换了教室，也没人通知我，我还在原来的七号楼傻乎乎地等，还奇怪没有一个人来。后来打电话去教务处问，才知道换到了八号楼。真是的！我本来就性子急，人又胖！真要命！”看他生气的样子，忍俊不禁。他那天穿着一件格子衬衣，浅色休闲裤，我在底下小声说：“老师别生气啦，你胖点更好看，今天这身打扮挺帅的。”旁边同学偷笑。
      讲了一会儿课之后，他脸上的红晕才慢慢褪下去。那天他讲小说环境的设置，什么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此岸到彼岸等等，他忽然补上一句：从七号楼到八号楼！我们再也忍不住大笑，他也笑了，笑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有一次，他让我们阅读一篇文章《睡在我们怀里的茶》，布置写一篇短评，下次课让大家到讲台上读自己的评论，然后他逐一点评我们的观点和表达。那次课我印象很深，因为互动效果很好，也教会了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当时我爱看《作品与争鸣》，很喜欢在争鸣中得到启发，晓苏老师的教学方法卓有成效。不是每个善于创作的人都善于指导别人创作。
      我们毕业前不久，他的短篇小说《侯乙的汇款单》获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我看了也很喜欢，忍不住给他发了一条祝贺短信，他很快就回复了，不像一般老师那样对学生爱理不理。
      也许因为晓苏老师住在玉兰苑小区，也许因为他白白胖胖，讲课时喜欢张开短胖的手掌，是那种有福气的肥嘟嘟的手掌，总是让我联想到玉兰花白净厚实的花瓣。玉兰花香味淡雅，玉兰树开起花来满树都是，绿得发亮的叶子衬托着洁白的花朵，显得格外雍容。晓苏老师正如繁花盛开的玉兰树，在我心中临风而立。
晓苏老师在毕业致辞中说：在我看来，人的修炼和树的成长一样，也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的积累，二是要有思想的照耀，三是要有人格的支撑。刚才，我说到了桂子山上的大树。一说到桂子山的大树，我不禁想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学术大师。比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先霈先生，等等，等等。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也是桂子山上的大树。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形象比那些桂花树、香樟树、梧桐树还要高大和迷人。
      晓苏老师希望学生离开桂子山之后，不要忘记母校的这些树，包括自然的树和精神的树；还希望学生要向树学习，学习树的姿态，学习树的品格；更希望学生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一棵大树。
      而我想说：在我心目中，我在华师遇到的很多老师，也是桂子山上的大树。老师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专业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治学态度与方法、做人原则与底线、职业精神与操守。
      曾经不止一个学生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老师，我混得不好，无颜以对，只能想念与祝福。我也曾劝慰学生：怎样才算混得好呢？升官发财出名吗？师者之心，仅次于父母之心。只要你们安康快乐，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很欣慰了。
      我虽如此教育学生，可是当我想起自己的老师时，也会如此踌躇：想起学生时代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待，总觉得辜负了老师的热望，也不好意思与老师联系，更不敢登门拜访。
      我知道，老师的心与我一样，并不介意我们是否给他们带去荣耀，也不在乎我们是否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我们一直在风雨中成长。


作者简介：
胡海容，女，1974年生，湖北浠水人，现居西安。华师文学院2005级教育硕士。
曾在湖北省浠水县和罗田县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后于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供职于西北政法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