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成泉先生

 一

      桂香桂谢，光阴荏苒，我尊敬的老师丁成泉教授不觉已经年逾八旬了。屈指数来，先生在桂子山读书治学，教书育人，已经生活了62个年头。1951年，先生在家乡湖南澧县读完高中，考进了华中师院中文系，1955年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次年考上川大研究生，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弟子中有“黄门侍郎”之誉的著名学者和诗人曾缄教授学习唐宋文学，毕业后被华中师院要了回来，从此就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桂子山。
      先生身材瘦高，骨骼清癯，目光炯炯，说话有力，语句铿锵，言之有物，不尚虚谈，不时呵呵地笑着，眼里就充满了温情，笑声里带点风趣与幽默，亲切中却还是有几分冷峻，令学生敬畏兼之。如今年逾八旬，步履稍显迟缓，拄了根拐杖，仍然身形正直，和蔼中透出坚定的神情。每当我在校园里远远地见到先生的身影，李贺《马诗》中的十个字就像打字一样在我脑海的屏幕上逐字敲打出来：“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两句诗我一直认为不仅可以描写先生的形体特征，更适合用来形容先生的人格形象。

      先生他们那代人是有许多的人生遗憾的，如先生自己所言，他们运气不佳，赶上了极左政治肆虐的年代，精力和才智大半耗损在了瞎折腾之中，兼职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的经历，先生却不以为荣，在回忆中认为那时所谓的“双肩挑”让宝贵的光阴吞噬在了政治活动的“文山会海”里。先生的人生志向是要走“白专道路”的，以其慧性灵心和从名师学习的良好经历，他是想有大建树而绝不肯甘于教书匠的平庸人生的，但这种追求在那个年代却使他每每成为组织生活会上被批评和“帮助”的对象。但即令如此，先生仍坚持不懈地读书研究，白天不得不泡在那些莫名其妙的会上，夜晚便加班加点，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努力钻研学术。在内心深处，先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对那个荒唐的年代积累了很多愤懑。这些愤懑让他的心灵时时有揪心的疼痛，使他的人格多了几分坚硬，使他的清癯身形成为傲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先生所攻的学科极有可能也强化了他那种刚正清直的品格。在我的感觉中，追求人格清峻是大多数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人共通的特征。我常对学生讲，翻开各种文学史著作，在几千年文学史上留下声名的作家，哪一个不是傲对世俗的清高之士？而那些趋时媚上的文字即令借了官方的威权和行政的势力也始终没能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正脉和主流。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荣传统。如果没有这个传统，压制精神自由的专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文学怎能一直辉煌着！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我们浸润在这些先哲的文字里，怎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人格塑型。我这样讲，不知先生以为然否，而我是从先生的气质风度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品格，所以才一想起先生的形象，就会同时想起“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诗句，觉得李贺这两句诗简直是为先生量身定制的。

二

      幸好先生在学术积累达到佳境的时候迎来了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和八十年代，他的学术和教学终于有机会展开了新生面，而我们作为“文革”结束后首批高考的大学生也有幸走进了先生的课堂。提笔来为先生写点文字的时候，三十多年前他给我们中文77级上课的身影犹在眼前闪动。
      我有一本一直珍藏的笔记，是当年用办学生刊物时油印后废弃的16开纸张翻过来自己装订的，纸很粗糙，装订得很紧，切得也很整齐，封面上用黑墨水涂抹了“古典”二字，足有近两寸厚，字还写得很小，密密麻麻，却也整整齐齐，那正是我听丁成泉老师唐宋文学课的笔记。这本笔记见证了先生当年教学内容的丰实和所达到的学术境界。
      先生回忆，当年接到给中文77级讲授唐宋文学的任务时，他是很兴奋的，他感觉到时代风气变化以后终于有机会比较自由地施展身手了。先生有非常深厚的学养，读研期间已对唐诗下了扎实的工夫，后来更细致通读了李、杜、王、孟、高、岑、王、李、小李杜等著名诗人的全集，写了很多读书笔记，所以教学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而在教学理念上，他借鉴黑格尔讲哲学强调“这一个”的方法，把每首诗词都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艺术个体，抓住其最具特殊性的方面进行挖掘，讲出意境，讲出特点。在我的记忆中，先生的课堂形象十分潇洒，风度翩翩。走进教室，站上讲台，高瘦的身形，笔直的腰板，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习惯性地先将左右袖口捋起，或许是为了板书不沾粉笔灰在衣袖上吧，随之不疾不徐地讲授起来，诗作原文，史实典故，随手拈来，亦叙亦议，分析阐释，珠玑语唾，自然流淌，既谨严，又风趣，还不时边讲边走下讲台，走到我们坐的拐手椅旁边，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聆听他略带湘音的亲切话语。我后来知道先生是有非常详细、字迹工整的完整教案的，但在课堂上从不见先生照本宣科，一切都在心里，又一切都在口边。品诗到妙处，他会会心莞尔，嘿嘿笑着，怡然自得的感觉就把我们也引领到诗境中去了。
      先生背得唐诗数千首，所以讲一首诗常能左右逢源地自然联系其他有关作品，在比较中让学生加深理解。例如他讲杜甫的《春夜喜雨》，就把杜诗写雨的很多句子举出来比较，他说：“春夜之雨可喜，因其当春乃发，随风入夜，润物无声，而在杜甫眼里，并非雨皆可喜，雨是有好有坏的。《秋雨叹三首》中说‘雨中百草秋烂死’，这雨就不好。‘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此雨亦不好。‘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这雨能好吗？《对雨》中写到雨对军事的不利，‘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这雨当然也不好。”引出这么多同一位诗人写雨的作品来比较，就把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更好地理解了“好雨”的“好”字的意涵，也更深入地体会了“喜雨”的“喜”字所包含的杜甫的美善情思。先生还顺手点出了《春夜喜雨》的文学史意义，他说这首诗全篇除标题外不用一个“喜”字，却“喜”情尽致，见出杜诗沉郁之外还有欢愉而含蓄的风格，诗学中“愁苦之音易好，欢愉之词难工”这一难关被杜甫攻过了。他又略带幽默地纠正了清初著名杜诗研究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的一个评价，浦起龙说“公凡写喜，必带泪写”，先生说，有《春夜喜雨》一首，浦起龙的说法就显得过于绝对，应该改成“公逢写喜，常带泪写”，不能说“必”了。先生于教学，要求每堂课都让学生有收获，不至于白坐五十分钟，他做到了，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
      先生讲唐诗，精于品鉴，善于比较，注意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有一次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他举出两位唐代诗人的雪诗做比较，一位叫张打油的诗人写了一首《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好像很会形容。可与柳宗元的《江雪》一比，高下立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都写江雪，张打油的俚俗不堪，徒留笑柄，柳诗却把寒江独钓者的孤独寂寞意绪写得深刻独到，意境深远，成为千古名篇。讲边塞诗的时候，先生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境界。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这是岑参初入戈壁沙漠的感受，眼里更多的还是沙漠奇景。到写《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时的体会就不同了，“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茫茫戈壁送别友人的怅惘之情深深地渗透在了景中，跟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同一机杼，都是以景结情的手段。先生说，你们看过《夏伯阳》的电影吗？夏伯阳送别战友后，银幕上出现了很长一段大马路，那是电影蒙太奇吧，诗歌也可以蒙太奇的。这样的诗词教学怎能不引人入胜？
      诗词创造意境，对意境的把握强调整体感受，先生当然在行，但先生的独到处还在于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细读结合起来，对一首诗的整体美的把握，先得做一番字斟句酌的功夫，有时甚至需要字字落实。曾有一位名家解读托名李白的《菩萨蛮》词中“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望文生义地说“人在看到碧色时是会引来伤心的”，这样讲逻辑上显然难通，为什么人见到绿色就会伤心呢，先生发现了这个问题，做了一番基于丰富文献的认真探讨，找出了唐人诗作中用“伤心”写景的大量例证，证明“伤心”在这里其实是个形容词的用法，极力形容景色碧绿，“伤心碧”就是碧得伤心，也就是美得要死的意思，是民间俗语引入诗词化俗为雅了，而在古典诗词里逐渐成为传统用法。后来先生还就此写成了《“伤心碧”浅解》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
      先生年逾八旬，一生奉献，无愧学生，无愧学术，无愧人生，无愧学校，无愧社会，如今身板还硬朗，可以和夫人(也是我敬爱的老师田慧兰教授)一起消闲静摄，颐养天和了。祝两位老师健康长寿！

(本文摘自王泽龙、汪国胜主编《我的1977》，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原载《文学教育》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