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是我的老师。7年前，邢老师给我上博士生第一课时，开口的第一问就是：“你住几楼？下楼有多少个楼梯？”我一听，蒙了，这是博士生的专业课吗？都博士生了，还要数楼梯？有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跟邢老师接触多了，就慢慢发现，他对学生的事总是那么细心，可是对自己的事，总是那么的粗心。例如，他从来不过节、从来不过生、从来没有寒暑假，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忙。忙什么呢？忙着写论文，忙着做学问。——这就是我的老师，邢福义先生。

1954年9月，19岁的邢老师从海南来到了武汉，在华师中文系学习。1955年的一个傍晚，邢老师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汉语学习》杂志，读了几篇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文章后，他大感惊讶，立即对汉语产生了浓厚兴趣。1956年他专科毕业留校任教，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这个专业。刚开始当助教时，邢老师的水平比同事们低一两个层次，加上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无法得到老教授或年长学者面对面的指导，于是，他就开始了“偷学”。他把中国语言学最权威的期刊《中国语文》当做“函授教材”，把重要论文的作者当作“未见面的老师”。每当《中国语文》发表重要的语法论文时，他都要反复琢磨：作者是怎样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研究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他用一只眼睛，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用另一只眼睛，来探究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隐藏着的奥秘。就这样，邢老师逐渐养成了在无言中向众多高明学者请教的习惯，众多高明学者也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老师。

   1957年，年仅22岁的邢老师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的学术论文；30岁时，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达到了7篇。

1979年的暑假，武汉出奇的热。当时，邢老师还住在华中村的小楼里，房间小，四面不通风，家里连把大蒲扇都没有，更别提电扇、空调了。为了赶写《词类辨难》，邢老师不得不跑到房子外面去。他搬出一个高凳当桌子，一个矮凳当椅子，椅子前面还要放上一桶凉水。他每天穿着短裤，打着赤膊，两脚往水桶里一泡，湿毛巾往肩上一搭，然后就静静地趴在高凳上写起来，一写就是半天。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天天呆在房子外面的大树下写作，最后，硬是把武汉持续40度的高温给熬过去了，把20万字的初稿写出来了。

邢老师不仅学问做得好，在做人方面，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邢老师的夫人，我们的师母，1997年春节突然中风，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喝水要端，吃饭要喂，翻身要推，上厕所要抱，邢老师的儿女都在国外，照顾师母的重担就全落在了邢老师和家政阿姨身上。师母是2012年离开人世的。在这16年的时间里，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和亲人，多次提出要上门帮忙，但都被邢老师谢绝了。邢老师说：“困难可以压倒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在这16年的时间里，邢老师每天都要照顾师母，每天都要给师母端水、喂饭、涮牙、洗脸，每个月都要给师母剪头发、剪指甲；同时，邢老师每天还要忙于科研和公务，每天都要写作，还要处理语言所和学校的各种事务，出席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然而，在这16年的时间里，邢老师却主持了多个国家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发表了两百多篇文章，出版了10多部著作。

每每想起邢老师16年笔耕不辍，16年坚守在师母身边，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我们学生就肃然起敬，感慨万分。

人生啊，正如楼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踩稳每一个台阶，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