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一岁了，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所以，必须带上这个（卡片），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63年前的1954年，我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在我大学二年级时，学校给我们开设了一门十分陌生而又十分重要的课程——形式逻辑，当时为我们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就是韦卓民先生。他那带有浓郁的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算不上十分的标准，倒也让我们听得非常地明白。时到今日，我依然记得韦先生指着自己的口袋给我们讲三段论的经典例子：“烟在烟盒里；烟盒在口袋里；所以，烟在口袋里。”正是因为韦先生讲课的严谨、幽默和诙谐，让我对形式逻辑这门课产生了深厚的学习兴趣。 1957年，我毕业留校，进入了逻辑教研室，从此形式逻辑成了我终身的专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有幸成为了韦先生的同事，并由此进一步认识、了解了韦先生。

1924年，韦先生出任华中大学副校长，他为学校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抗日战争时期，韦先生为了华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他将学校从武汉迁到了长沙---桂林---昆明，最后将学校西迁到了大理喜洲，在那儿一呆就是整整8个年头。在大理，他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当地、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民教师，开启了滇西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先河。他带领师生亲手修建水电站，造福乡里，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拓展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天地。这段历史，奠定了未来华师的教育格局和华师精神的基础。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命令华中大学内迁。韦卓民则在全校动员会上公开表示，“华中大学不内迁”。他将华中大学的一切设施保存完好，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建国后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成立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然后就有了华中师范学院和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

    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通晓英、法、德、意、俄、拉丁、古希腊等7种外语言。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都有良好的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贡献良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3次应邀赴美讲学并受聘为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伦理学客座教授。

1957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韦先生著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这本书，对亚氏的逻辑学说作了详尽的论述。书中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大都是他亲自从多种外文翻译而来。 大家知道，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被称为逍遥学派，他是带着弟子在花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讲学的，其著作多为弟子的记述，研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希腊文、拉丁文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基础。时至今日在系统讲述亚氏逻辑思想的著作中，能超过此书的恐不多见。可以想象，对于我这个只学了一年逻辑课就教传统逻辑的青年教师来说，当时真是如获至宝！（尽管我当时每月只有40多元的工资，我还是毫不犹豫立刻去买了一本） 现在想来，如果那时韦先生著的《培根及其< 新工具>》能够出版， 那该多好啊！ 值得庆幸的是，华师出版社历经20多年的努力，在2016年出了11卷720万字的《韦卓民全集》，弥补了人们的遗憾。

韦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华师政治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课程时，吸引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前来听课，他们对韦先生的学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韦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更具有独到的见解。

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韦卓民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即使在逆境中，也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坚强。

1976年3月传来了88岁的韦先生去世的消息。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在武昌殡仪馆与韦先生告别，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韦先生。从1924年到1976年韦先生在华师坚持了52年，我经常会想：如果韦先生再坚持多活几年将会出现另一番天地。 

再过一个多月，将进入2018年， 2018年是华师建校115周年，也是韦卓民先生诞辰130周年。 人们在回顾华师历史的时候，不会忘记那些为开拓华师历史而艰苦奋斗的人们——尤其是韦卓民先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