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德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和德国先进的制造业。在很多人眼里，德国是一个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华中师范大学，就有一位学习和研究德国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他就是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邢来顺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一号楼203办公室里，茶几、资料柜、办公桌上都堆满了书籍、期刊、资料和论文，一片杂乱景象，以致前来拍照的摄影记者不得不把堆得很高的书籍往书桌两边放置，不然就挡住了镜头。
      书桌的一边，放着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德汉词典》，那正是邢来顺研究生时代学习德语的工具。词典纸页已经发黄，前面几页都被翻破了。
      “好厚！”记者拿着词典说道。“这本词典不厚哩！时间长了，也发现其中有些错误。家里还有大部的杜登德语词典，一卷卷地都是按字母来编的。”满头银发的邢来顺在旁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词典的大小。
      20世纪80年代初的安徽，高考考生多，但录取率很低，只有4%。当时的邢来顺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结缘德国史，走上一条治学之路。
邢来顺的父亲是当地社办企业的厂长，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他，梦想就是超越父亲，将来做一个国企的厂长。他最想读的是安徽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系，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做管理工作。但他的高中老师有一位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这位老师力荐他选择了该校历史系。正是这个志愿，改变了邢来顺的人生方向。
当时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比较少，毕业包分配。根据邢来顺的成绩，毕业是可以分个好单位的。但受一位老乡考研成功的激励，邢来顺大二时就决定毕业考研，继续深造，学习其喜爱的世界近代史，而不是参加工作。
   凭借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邢来顺以初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后来从导师那里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邢来顺说。初试之后接着就是复试，看着身边考研的同学一个个接到通知去参加复试，邢来顺的心却一直悬着，因为他一直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书。最后，焦急等待的他收到的竟是一张直接录取的通知书。邢来顺后来从导师那里得到的答复是不用参加复试，原因有两个：一是考虑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两地距离太远，要花一大笔交通费。二是他的笔试成绩第一，总归是要录取的。
到了东北师大，邢来顺师从著名世界近代史学者姜德昌教授，攻读德国史专业。学习德国史，首先要过语言关，德语也就成了邢来顺的必修课。邢来顺买了一本德语词典，从零开始学习德语。研究生时期的德语老师性格开朗，循循善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学好德语的信心。而本科毕业时同学一句“推倒柏林墙”的期待和他对早日步入德国史研究领域的渴望则成了他学习德语的巨大动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可以借助词典阅读德文原版著作了。
      当时的德国史资料缺乏，除了极少量的相关中文著作外，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英文和德文等外文著作。由于他天天去图书馆啃书，与系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图书馆外文采编部的义务选书员。因此，每当图书馆新进相关外文资料时，邢来顺通常能最先得到消息，有些书甚至还没有编目上架他就能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先读为快。
邢来顺初次接触德国史，还是读中学时，那时他偶然看到一本讲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小册子，书中的俾斯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推行“铁血政策”、镇压工人运动、不断发动战争和扩张的狂人。所以，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好奇的目光集中到了这位德国政治家的身上，很快沉浸于俾斯麦的世界中。他阅读各类有关俾斯麦的书籍，深深地为这位政治家的高明外交策略所吸引。
      随着文献阅读的不断积累，邢来顺心中的俾斯麦的形象逐渐被改变，他认为这位德国宰相并非像传统看法那样是一位好战斗狠的统治者，而是一位圆滑高明的政治家。于是，在最初的学术冲动之下，他拿起笔写了一篇与我国学界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关于俾斯麦的小论文，发表在了学校的研究生学报上。有一天，有老师告诉邢来顺，说他的一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邢来顺赶快找来人大复印资料查阅，原来是他在研究生学报上发表的那篇题为《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与欧洲和平》的论文。
如果说大二时邢来顺就下定决心并着手准备考研，那么研究生阶段的他，也比一般同学稍早了一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候，他就写好了学位论文，送交给导师修改。几天后，导师对他说：“你的论文写得挺好，不需要改了，直接拿去打印吧！”
      还有一个多学期才毕业，邢来顺并没有到处闲逛，而是又去泡图书馆。当转到港台书库时，邢来顺被一排排的武侠著作所吸引。他几乎读完了架子上所有的武侠作品，尤其是金庸和梁羽生的，一本也没有落下。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高校的“抢手货”。因爱人之故，武汉成了邢来顺的首选，拥有张舜徽、章开沅等名家的学术重镇华中师大成为其工作的向往之地，为此还发生过一场小误会。有一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的负责人把他叫去问道：“你爱人在武汉，你自己也说想去华中师大工作，怎么又要去西北大学了呢？该校要你的档案，我们要确认一下。”邢来顺于是向那位负责人作了解释，明确表示只想去武汉。“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可能是有人想要我过去的，我差点就成了西北大学的人了！”邢来顺笑着说。
1988年，邢来顺从东北来到武汉，成为华师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后来，妻子也从另外一所学校调到华师政治学研究院。夫妻两人，一个专注于研究东南亚，一个倾心于德国史。

      历史研究要“观照现实”，学术探究须“无惧转型”

      邢来顺特别崇信德国教育改革家、现代大学创始者洪堡的大学教育要“教学与研究的统一”的理念，认为要提升大学教学质量必须研究先行，研究应当成为大学教师的本位工作之一。只有有了一定的学术积淀，才能在日常教学中挥洒自如。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支撑之下，他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耕耘在欧洲史特别是德国史研究领域。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辛劳最终化成了累累硕果。

“研究外国历史，一要放眼国际前沿，它能使我们的研究充满朝气和活力；二要注重现实关怀，这是我们研究的落脚点所在。”这是邢来顺多年来研究德国史的体会。邢来顺认为，研究本国史，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文化传承的特殊作用，而研究外国历史，则更多地要观照现实，注重社会关怀，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学术研究尤其是德国史研究一定要明确一个选题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的内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弄明白，学术研究才会接地气，而不是空中楼阁。邢来顺说：“我们要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西方发达国家先行一步，我们做研究就要紧密联系中国现实，针对现实需要开展研究，这样才能为中国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研究才更有意义。”
      兼持这种理念，他承担的相关课题带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邢来顺挖掘到了科研方面的“第一桶金”，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业化进程中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研究”，其中就德国高速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凸显历史研究的“社会关怀”。
      二十一世纪初，出于对我国高速工业化进程中教育事业发展的关注，他又申请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工业化进程中德国教育事业的调整和作用”，希望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支持文化发展，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邢来顺于2010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联邦德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多样性研究”，并担任项目主持人。
在当时，研究联邦德国文化的中外学者很少，国内的中文资料也很缺乏，甚至德国同行也直率地表示相关问题“在德国学界才有系统的分析探究”。“我们只好找各种外文资料，从联邦德国的网站上查阅各种档案和文件。”邢来顺说：“发展文化就要靠好的文化政策，我们也可以了解德国是如何做的，这样才能实现经世致用，洋为中用。”
      师从邢来顺，现在留在世界史教研室的岳伟博士，在留校之初，一直舍不得离开原先的博士论文选题，几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没有成功。邢来顺就建议岳伟将关注视角转到当代德国的国家治理方面，“我们国家现在也处在转型期，德国是当代发达西方国家，它在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岳伟博士接受了邢来顺的建议，他申报的“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1970—1990)”成功地获批为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从研究生到如今的博导，邢来顺的学术关注方向虽一直在改变，但不变的是德国史这个研究领域，邢来顺称之为“学术转型”。他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研究范围从点到面、研究时段逐渐延伸的过程。
研究生阶段和工作初期，邢来顺关注的是德意志帝国外交史，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主题就是俾斯麦与德奥同盟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密不可分，而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其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一书。
      然而，当研究进一步深入时，他才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交织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他又将研究触角进一步伸向了社会和文化史等领域。1999年，邢来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进行交流。在交流期间，他就写好了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50万字的《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一书。此后，邢来顺又完成了《德国贵族文化史》等著作。“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我们研究世界史的人也应该根据需要实现‘学术转型和转轨’。”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同时，根据研究的需要，邢来顺对德国史研究的关注时段也在延长，研究成果延及中世纪和当代德国问题。
      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时段的延长，也为他后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积累了专业基础。2013年，他申报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历史研究的拓展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开始是研究外交史，后来又研究社会史，涉及的领域多了，对德国历史的了解也就更加深入，有了总体把握的能力。”邢来顺颇有感触地说道。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德国通史》”的首席专家，邢来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据他介绍，与以往从政治史角度编写的德国通史不同，此次编写的六卷本近三百万字的《德国通史》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融入最新研究成果，从德意志历史发展独特性的视角，详述从古代到21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力争成为中国德国史研究的大型代表性力作。
      在邢来顺看来，教师是个幸福指数很高的角色。如今的他，除了副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外，还同时兼有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和湖北省世界史学会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尽管很忙，但我还是会深入教学第一线，和同学们交流自己的研究心得，看到一批批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让人特别有满足感和成就感。”邢来顺说。
多年来，邢来顺一直尊崇洪堡的“研究性教学”理念，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德国史专题”“德国精神与文化”“世界近代史”便是他给本科生开的课。有一年，邢来顺因故没有开“德国史专题”课程，几名本科生还特地跑来跟他说对德国史很感兴趣，问他为什么没来开，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一件事让他深感内疚和自责，也坚定了他坚守本科教学一线的决心。
邢来顺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整体科研水平方面，华师比不了北大、清华等“985”高校，但本科教学却可以去拼一拼。而要做到这一点，学院应该把研究水平最高、最富于学术激情的老师配备到本科教学一线，请他们走进本科课堂，以科研促进教学，把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保证本科教学质量。因此在担任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之后，拥有雄厚研究实力、原先只专注于科研和硕博阶段教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文献所等就成了他千方百计“挖贤”的对象。后来在邢来顺的动员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文献所等原先专注于科研的老师们在承担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也纷纷投身本科教学一线，依托科研优势，积极参与本科教学和教改工作，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历史文选”等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支柱。例如，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就亲自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专题”等本科课程，并成为新生专业导论课的领队。
跟很多国外高校的做法一样，邢来顺会每一周或两周抽出一个下午，和本科、硕士、博士学生分别在办公室里面对面交流，解答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有备而来”，使交流言之有物，以免流于形式，浪费时间。有时人多的时候，邢来顺会分批与本、硕、博的学生见面。
在课堂上，邢来顺会根据学生的差异和不同的层次来授课。对于本科生，邢来顺更多的是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式，给出话题，通过即兴的提问，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他最喜欢的教学形式之一就是直接上网，教同学们查阅国外最新的研究信息和动态，进而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一位好的老师应该是教学生如何发现真理，而非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对于研究生和博士生，邢来顺则采用研讨教学的方式，每次通过提前布置研讨题目和相关书籍，督促他们认真准备。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规定的程式，就相关问题进行陈述，如果有人敷衍应付，他会当场批评，一点不留情面。“因为每次我都会从各个角度向他们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同学会感到非常紧张。有同学坦言，他们有时甚至会在课前商讨该如何对付我，设想我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但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交流，既是对老师也是对学生的督促，它需要每个人在课前认真准备，有利于教学相长。”
      做历史研究，历史文献的阅读能力极其重要。邢来顺为研究生和博士生开了“德文文献导读”等课程，他会不断向学生推荐最新的德文和英文专业书籍和资料，有些还挂到了QQ群里，让同学们分享。到现在，邢来顺的电脑里还存着数千本的外文原版电子书。
      在对研究生的指导方面，鉴于专业的特殊性，邢来顺特别强调要过两关，一个是语言关，一个是前沿关。所以，他特别关注同学们的外文资料阅读情况，会和学生一起上网了解、探讨最新的国外学术研究动态和成果，介绍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他布置给学生的任务是先读后译再讨论，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为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邢来顺的教学方式，如今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的王炎坤深有体会：“邢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德国史。”
      新生入学见面会上，邢来顺的满头白发和和蔼笑容给初来乍到的王炎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二下学期，王炎坤去武大辅修了德语，在学习的过程中，她也逐渐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
大三上学期，王炎坤选了邢来顺的“德国精神与文化”课程。邢来顺在上这节课时，不用课件，而是将要讲的内容标题写到黑板上后，就直接开口讲，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与其他老师相比，邢来顺的考核方式也算得上是标新立异。据王炎坤介绍，课程的期中作业是一篇关于德国精神文化的论文，邢来顺没有要求固定的格式和字数；期末考试则是提问式的随堂考。
      “老师点我起来的时候，对全班说：‘这位同学我很放心，在课下也跟我多次交流过，我觉得很好，可以不用检查了。’”王炎坤说，在当时，加上她只有两个同学不用检查，“另外一位不用检查的同学是大家公认的‘学霸’，所以邢老师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也更坚定了我从事德国史研究的学术选择”。
      作为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邢来顺不忘在院长、书记的大力支持下探索教学研究和改革。他不仅在《中国大学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教学研究论文，还协助前院长王玉德教授、彭南生教授等积极探索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2011年11月，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历史专业的相关教学改革举措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在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历史文化学院本科教学迈入华师本科教学改革的前列，除了获得多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立项，还先后成为国家级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相关教学研究成果两次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回顾到华师以来20多年的工作经历时，邢来顺感慨地说道：“包括德国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由于涉及语言、资料等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困难较大。华师的世界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较好发展势头，除了肖汉森、黄正柏等老一辈教授的关心、培养和世界史教研室各位老师们的努力外，与朱英教授、彭南生教授、吴琦教授、寇富安书记等在内的历史文化学院各任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分不开的。当然，我校的世界史与北大、南开等学校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还要加倍努力。”
      谈起对未来的想法时，邢来顺希望将来能引进几名博士生，在我校成立一个德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心，将德国史研究在华师发扬光大，一直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