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刘介愚1909年出生在重庆一个药铺之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爷爷刘介愚告别了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投奔延安，奔向抗日前线。由于战争时局严峻，此后10年爷爷没有给家里任何音讯，10年音讯全无的妻子独自一人带着女儿以泪洗目，靠替别人浆洗衣物养家糊口，直至1947年经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爷爷才将妻女接到解放区。

1948年，爷爷参加创办中原大学，任第一部主任。1949年新河南大学创办，历任教务长、党委书记。1953年任中南教育局副局长。1954年起任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2年调任武汉大学任党委副书记。1980年回华中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自1946年后的45年间，爷爷一直工作在高教领域，参加多所高校的创办或恢复，担任高校管理职务。

大家都称我爷爷是革命家、教育家，但对我而言，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位慈祥的、宠爱我的爷爷。

1972年，1岁3个月的我从上海被送到武汉

爷爷的一生都是对同志宽容有加。爷爷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很厚的一叠手稿，开始以为是他的回忆录，后来才发现是检讨，是“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打倒成为“走资派”时写的检讨。“文革”的遭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没有对批斗过他的同志有任何怨恨，为了消除“文革”影响，让一些教师放下心中的思想包袱，爷爷多次在会议上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鼓励同志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中去。

爷爷对家人却要求很严格，甚至是严苛的地步，家人子女都跟着他“吃亏”。奶奶是爷爷的结发妻子，他们相濡以沫60年，奶奶跟着爷爷吃了一辈子苦，没享几天福！奶奶原本在华师一附中工作， 1962年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财政还很困难，号召精简人员，作为学校“一把手”的爷爷带头将病休在家的奶奶列入华师一附中的裁减名单，而奶奶却全然不知，直到奶奶三个月后恢复健康准备去上班时，才将实情告诉她。从此，奶奶将近30年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公费医疗，靠爷爷独自一人的工资承担了家中的日常生活开支及儿女上学所需。可以想象，当时家里的生活是过得多么地不容易。

爷爷的大女儿（我的母亲）先后在上海和西安工作。“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爷爷的小女儿（我的小姨）按照政策可以留在身边，不用下乡插队，但他还是坚持将小姨送到远离城市的监利县农村插队，接受艰苦的劳动锻炼。然而不幸又降临到我们家，1977年小姨不幸去世。后来组织上考虑爷爷岁数大了，生活上需要照顾，才将我母亲调回武汉。

按照政策规定，学校计划为爷爷建一套新住宅。他却说，省下这笔钱为老师们盖房吧，很多教职工住房拥挤，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学校为他配备的小车也只在出席重要活动或外出开会时使用，平时总是步行上班。

1986年6月，应“华中师范大学港澳校友会”的指名邀请，退居二线的爷爷和陶军爷爷一起应邀赴港访问。爷爷舍不得买新皮鞋，于是向他女婿（我父亲）借了一双旧皮鞋穿着去了。到达香港后，皮鞋后跟的鞋钉突然冒了出来，每走一步脚都被刺痛得厉害。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只好找了一块石头，请随行的陈武秀老师把冒出的鞋钉捶平。临别时，校友会赠送了一只银制帆船纪念品，铭牌上镌刻有刘介愚和陶军的名字，有着私人留念之意，返校后爷爷立即交代随行的老师上交给学校。

1989年3月2日，80高龄的爷爷，将节衣缩食积攒的1万元人民币以化名“新梅”捐给了他无限热爱的华中师范大学。为了凑足这笔款项，爷爷不仅动用了我小姨遗留下来的存折，还向别人借了几十元。他在捐款信中说：“我已有80岁了，已非来日方长了，我口口声声说热爱师范教育，该有所行动了，现将1万块钱捐给华师，以表达对师范教育的热爱之忱。甚觉贡献微薄，请不要公布真实姓名……”在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爷爷唯一的一次“高调”吧。

1991年1月爷爷去世时，家里除了一台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单门冰箱外，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我们！2001年我们因为买不起九峰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墓地，而将爷爷的骨灰从陈列室迁出，最终落葬于石门峰公墓。我想爷爷可能从没想到过要为自己留下点什么，没想过要为子女、后人留下点什么！

爷爷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精神！是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我地为革命奉献的精神！

记忆中的爷爷永远是慢条斯理、平静如常、遇变不惊，没有显露过惶恐，更没有过抱怨，也从不谈起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他总是想着一切都会美好，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明天。爷爷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永葆松柏之贞，不忘红旗之誓”。

如今的我在华师生活、学习、工作已四十多年，爷爷刘介愚的精神仍时刻鞭策着我，鼓励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