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是母亲节，对于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离休干部、已经87岁高龄的匡华明老人来说还有着特殊的意义。100年前的这一天，他的母校——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诞生了。从1912年建校到1952年折枝成林合并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40年办学历程中，这所全国第一家私立大学筚路蓝缕、广集贤达，曾被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称赞道：“中华、南开亲如姊妹！”

100年后的今天，在中华大学“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影响之下，我校秉承着“忠诚博雅，朴实刚毅”之精神，岿然屹立于桂子山上，成为我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先后培育出20万余优秀人才。其办学规模和水平已处于中国乃至世界高校的前列，华师正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书写着时代的新篇章。

康有为、蔡元培曾在那里讲学

1911年，20岁的黄陂人士陈时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位师从于日本私立大学之父福泽谕吉的高材生本着教育乃立国之本的理想，说服父亲陈宣恺和伯父陈朴生捐出家产办学。“真的是倾家荡产办学校！”陈家益表示，“整个家族先后捐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籍3000余部才勉强建起中华大学，那个时候私立办学是开了先河的。”1912年建校之后，我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两所，私立大学只有中华大学、南开学校大学部、厦门大学等五所。

要办就办最好的大学，陈时曾在上海《东方杂志》刊文表示，梦想此校在五十年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

“祖父改变了传统关门办学的状况，坚持‘昌明文教启迪士林’的教育理念，邀请200多位知名教授和学者任教和讲学。”陈家益用几句话描述了当时学者云集中华校园的盛况，“印泰戈尔，华蔡孑民，军蒋百里，政顾维钧，杜威哲学，康梁史经，一时鸿博，靡不莅临。”泰戈尔、杜威、蒋百里、张学良、冯玉祥、陈独秀等中外名流曾先后造访。

记者从中华大学校友会了解到，1922年8月，梁启超曾在这里讲《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将来责任》；1924年1月，康有为给师生们讲学《大同主义与人道》；1932年5月，蔡元培在王世杰、李四光的陪同下主讲《奋起抵抗 科学救国》；同年冬，胡适认为中华大学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一个有用的东西。”

培养出3位中共“一大”代表

东西方大师的到来为中华大学校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气，中华大学也沿着陈时的办学理念慢慢呈现出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气象。“那时候的中华大学已经初步有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那样的规模和气势。”匡华明表示，“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校风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

正是在新风气的影响下，众多革命家来到武昌中华大学进行讲学，为有志青年指明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陈独秀，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曾经多次与师生们畅谈革命理想。中华大学学生林育南直接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优秀学子恽代英烈士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

“中华大学是一块革命热土，培养出了陈潭秋、李汉俊和刘仁静3位中共‘一大’代表，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光荣。”陈家益告诉记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资本论》首译者、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黄河大合唱》词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前副主席光未然等革命者都曾是中华大学的一员。

筚路蓝缕的烽火岁月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性格，陈时为他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提出了“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校训，更为这所学校赋予了“自强”和“爱国”的性格。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中华大学面临着三种选择，留下、停学、西迁。此时担任日本内阁要职的重光葵以朋友身份致信校长陈时，劝他和中华大学不要离开武汉。陈时十分敬重的恩师福泽谕吉也希望他留下办学。此外，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是陈时的同窗，他们都希望陈时留下来并许以高官厚禄。然而，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陈时变卖所有家当筹集路费，毅然将中华大学西迁，一迁宜昌，再迁重庆，直到抗战结束后，一贫如洗的陈时才和这所颠沛流离的学校重返武汉。

作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华大学一直以“独立”为其办学方针。抗战时期，时任湖北省主席陈诚退守鄂西，他建议陈时将中华大学从武昌迁至恩施，并提供丰厚的经济资助，并以升格为国立为许诺，但陈时婉拒。解放前夕，陈时在进步师生的大力协助下，将一所完整的综合类大学留在了大陆，献给了人民。

百年辉煌却略显沉寂

1952年，为了满足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需要，中华大学折枝成林，合并到在汉多所高校。如今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将这所百年名校视为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血脉。在华师校园中，至今还保留着陈时半身像和恽代英烈士雕塑。

然而，最初办学的粮道街71号已经改头换面成为了武昌文华中学。附近年老的居民、学校的师生员工却鲜有知道中华大学的存在。陈家益说：“原本中学门口有个写有‘中华大学原址’的标牌，后来不知道为何被揭了下来。”

据老校友回忆，根据中华大学的校训“成德、达才”的校训，粮道街校园里的教学楼、宿舍楼分别取名为成字斋、德字斋、达字斋、才字斋。教学楼二楼的大礼堂、一楼的实验室，设置在当时来说是较先进和齐全的。直至80年代，原来中华大学的老建筑们在岁月中逐渐成了危楼，不得不被拆除重修。“现在属于中华大学的建筑，已经一点都不剩了，”文华中学校友办主任袁少运介绍道。

84岁高龄的市民龚德强表示，确实存在着中华大学，可是自己只是听说，根本没有去过。而很多头发花白的老人们表示，只知道现在的文华中学、不知道还有中华大学。

“分散在海内外的100多位校友都上了年纪，行动不便，校友会活动几近停滞，不能更好的维护和宣扬我们的中华大学”，匡华明呼吁有关单位保护好这座学府的文化遗产，不能让中华大学的辉煌历史埋没在城市发展的长河中。

“老毕业生”光未然：在华师探寻中华大学的根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华大学折枝成林，其中其化学、国文两系与私立华中大学等高校合并成立华中高等师范学院。中华大学之血脉从此流入华师，影响着、感染着每一位华师人。如今的华师，是每一个从此走过的人都会为之感到骄傲的地方。

采访中，匡华明老人向记者拿出了两本证书，一本是他在中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另一本是他曾在华师工作的证书，他说我一直保留着它们，它们是我一生的回忆。谈到华师，老人总是表现出一种欣喜的表情。

据陈家益回忆，早年在校友会中，光未然表示中华大学消逝，自己已无归属，然而当校友告诉他华师的前身正是他所就读的母校中华大学时，他万分欣喜，称“我终于有家了，华师就是我的家”。光未然对华师有着深厚的感情，华中师大校友会赠送给他的楚编钟被他摆在北京家中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匡华明说：“中华大学的的精神已经融入华师。”从“211工程”重点大学，到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从雄厚的师资力量，到与多所国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华师正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走向国际化教育的前端。1985年邓小平同志亲为华师笔题写校名，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学校九十周年校庆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在华师同样涌现出了一批批包括“大别山师魂”汪金权、“考试学之父”廖平胜，扎根云南山区50年优秀教师梁达松等优秀人才。华中师大，这所继中华大学辉煌之后的另一所高校，正续写着时代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