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窘境”

1956年9月初，具体是哪一天记不得了，但来到武汉走上桂子山进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一段经历却记忆犹新。

我挑着行李从老家湖南省安化县来到武昌，期间一天步行，第二天坐汽车到长沙，当天晚上转火车于次日凌晨约5时到武昌火车站。见其他一些高校在火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站，华中师院却没有，颇有疑惑。

此时有扛扁担的挑夫来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学院，他又问，桂子山在哪个方向，我说在武汉大学对门（当时的录取通知书中有此说明）。结果，他挑着行李带着我来到司门口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江边桥头处，并告诉我，这里是武汉大桥，对面就是龟山。他把武汉大学听成“武汉大桥”，把桂子山听成“龟山”，弄得我哭笑不得。这时，天已开始亮起来了，我不得不自己挑着行李掉头东向直达街道口，然后走上右边的山坡来到桂子山。此时，大约是7点钟了。

经接待人员介绍，学校因毕业生尚未离校而向新生发出了延迟一周开学的通知，我则未收到此通知而提前来校，这就是武昌火车站未设接待站的原因。

上述经历中我所遇到的窘境，主要是“时空”限制了信息的流通，不像现在的“地球村”。也要怪我与挑夫之间“语言不通”。这后一点，我在80年代前期在中文系任副系主任时，曾在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作为动员大家学好普通话的一个例子，似乎也是我上大学时学到的第一课。

“向现代科学进军”

我们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正是党和政府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强调加快发展教育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我就读的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在我们填报高考志愿前夕，一位教导主任深入到毕业班（共12个班）动员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说是国家急需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教师。许多同学响应国家的召唤，报考了师范专业，当年常德市第一中学毕业生被华中师院录取的就有46人。当然，学师范专业，不单是响应政府召唤，还有对“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职业的向往。所以来到华师后，大都专业思想很稳定，争当一名合格的和优秀的教师成了学习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主要专业课程都是由教授或副教授承担的。这些老师不仅重视课堂讲授，还亲自主持课堂讨论，还深入学生宿舍进行个别辅导。

      当时我们一个年级有320人，分两个大班、10个小班。大班上课，小班辅导。高庆赐教授给我所在的大班（甲班）主讲现代汉语课，同时又负责我所在的小班三班的辅导课。当时大多数授课老师家住武昌城内华中村，高先生的小班辅导也从不缺席。

我们中文系男生住西区学生宿舍3栋，离食堂很近，有一次在当时的一教工食堂门口碰见了高先生，我便随他进了第一教工食堂聊了起来，得知他不是乘车来到桂子山上课或下班辅导的，而是步行过来的。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健身活动。当时，他正进早餐，吃的是稀饭、馒头配青方（腐乳），他告诉我，一块腐乳的营养相当一个鸡蛋。受这一说法的影响，我至今都喜欢馒头夹着腐乳吃。

     我还向高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有人说中文系的古汉语是“苦汉语”，古汉语真不好学吗？他说，这种说法不妥，因为古今汉语的异同都是相对的，既不是绝对相同，也不是完全不同，二者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现在学好现代汉语，对学习古汉语大有帮助。

高先生是当时中文系精通古今汉语的专家。后来他还主讲古代汉语，他编了一套古汉语教材，不仅在校内本科生用，在夜大和函授生中也使用这套教材，很受夜大和函授学员及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欢迎。当年给我们大学一年级新生上课的还有石声淮、周学根、杨潜斋等老教授，他们的严谨治学与教学的可贵精神，营造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动静有常”的桂子山

校园里教职工与学生的工作、学习与生活非常有序，借用《周易》中的一句话，叫“动静有常”，其原意是指天动地静的自然规律是永久不变的。这里要说的是校园里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是那样的有序、有规律。“静”主要指教师专心教学、同学们集中精力学习。那时的图书馆座位很少，自习、做作业主要在寝室，尤其是到了夜晚，桂子山上灯火辉煌，却又“静如处子”，而到文体活动时，则又“动若脱兔”。记得六十年代初，当时教务处的副处长邹达成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考察后回来说过：该校校园到了夜晚“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可听出声音来”。我想，我们来到桂子山后也有这样的印象。

1956年我们刚入学不久，学校在西区教工一食堂举办了一次学术报告会，由韦卓民教授主讲康德的哲学思想，我对哲学颇感兴趣，就去听了，虽然从韦先生的口语到所讲的内容不太好懂，但他说的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是什么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这些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开扩了眼界。可见当时学校的学术气氛很浓。这些属于“静”的方面。

“动”的方向，主要指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例如当时，我们中文系就有一个说唱团，我们年级的夏雨田与戴安康是说唱团的骨干。经常在周末有演出，其他系的同学到了周末就问中文系有没有相声演出。夏雨田后来还成了闻名全国的人民艺术家。与此同时，学校每到周末还组织舞会，不过我不大喜欢跳舞，但喜欢体育活动。尤其是排球与捧球。当时的风雨操场（西区学生宿舍六栋下面）的东南角按照排球网的高度牵了一根绳索代替排球网练习扣球，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去练习扣球。我个子不高，却练出了较高的弹跳力，后来毕业后留校工作时，还是中文系教工排球队的主攻手。

那时武汉地区有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工学院及体育学院开展了棒球运动。我们学校以中文系、物理系的部分同学与青年教师组成了校棒球队进行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虽然受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58年大跃进与教育革命等“左”的思潮影响。但在60届毕业典礼上当时的党委书记刘介愚同志说我们这一届“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同学们纷纷表示毕业后服从祖国的分配，其口号是“站出来，任祖国挑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天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丧失了自我”，但我想人们的爱国情怀是“永垂竹帛”的。我至今还钦佩那些支边的老同学，同时又很赞赏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因为他们的选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符合国家科学发展的要求的。自然我也珍惜毕业留校后的工作机会。

“我永远的牵挂”

我在华中师大学习、工作和生活半个多世纪了，我早已白发苍苍，而我们学校似乎越来越年轻，桂子山越来越美丽。记得1956年刚来桂子山时，是楼栋间见树木，而那时的教学楼与宿舍都不高。有一年山上的松树遭松毛虫袭击，我们伸手就可灭虫。而现在有了高楼大厦，一眼望去，却是树林中见楼。1971年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我们带着学生在电影场北坡上种植的樟树，已成参天大树，每次经过这片树林时，都会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如今的桂子山，一年四季都有鸟语花香，是闻名遐迩的美丽的校园。对桂子山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我们的桂子山，既有外在的美，更有内在的美，内在的美集中体现在“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中。这种精神植根于深厚而又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同时又着眼于对学识渊博雅正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我深感当年来到桂子山来对了。座落在桂子山上的华中师大是我的母校，也是我毕生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大家庭。有人说“母校”是“培养学子却从不图感恩的亲娘”。我很认同“亲娘”这一比喻说法，但不完全认同“不图感恩”的说法。因为“恩”是有大小之分的。如果是自私狭隘的“小恩”说“不图”是对的，但是任何一所学校、一种机构的建立是有功利目的的。作为一所大学，就是要为国家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作贡献。所以学校总是鼓励自己的学子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为学校争光。这就是我和许多同事毕生献身于华师大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献身可将至生命的终结。这就是“我永远的牵挂”，其所以是“永远”，因为这种“牵挂”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