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华师老校长章开沅先生回忆华师早期建筑群及设计者何浣芬

1月17日，本报长江地理推出探访华师早期建筑的报道《桂子山上，有我最留恋的地方》、《早些时候，桂子山上是有水有鱼的》之后，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1月22日专门写下两千多字的长文《华师早期建筑群的主要设计者——怀念亡友何浣芬》，以回应这篇报道中未能调查到具体设计者的缺憾。

章开沅先生的文章在华师官方网站华大在线上发布之后，很快被诸多网站、论坛和微博网友转发，引起了阵阵反响，这种反响不仅关乎单纯的建筑之美，也关乎对于那段复杂历史的感怀，对于求索真相的热情。

23日，本报记者有幸与章先生会面，在谈话中，章先生以史学的眼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线性时间立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言在建筑，而意在更深远之处。

中式风格是当时校园建筑的潮流

1月17日的报道中，述及华师历史文化学院熊铁基教授猜测华师老建筑采取中式风格，与当时华师教务长陶军毕业于燕京大学，因此模仿了燕京大学的建筑风格有关。而在此之前，坊间一直有传言说华师的这批建筑与梁思成有关，这些猜测和传说，都在章先生的回忆中得到了澄清：

“陶军毕业于燕京大学，我毕业于金陵大学，这两所都是教会大学，在当时的建校过程中，陶军并不具备有关这方面的决策权，况且一个建国初期的大学又怎么会去模仿教会大学的建筑风格呢？实际上，中式风格是当时校园建筑的潮流，华师只是顺应了这种潮流，而不是去模仿燕京大学，与梁思成也没有关系。”

而在谈及五十多年间这批老建筑的变化时，章先生屡屡提到最初建成时，它们是“青砖到底，浑然一体”，而在后来的整修中，外墙曾被粉刷为黄色，与琉璃瓦屋顶极不相称，“整体色调被破坏了”。

“最初教学楼内部也是宫殿式的，还有宫灯，‘文革’开始后，教学停止，一号楼成了指挥部。”1985年，章开沅先生就任华师校长，在那个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思想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学黄金时期，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校园原貌，“文革”之后遗留在一号楼前的一座雕像，也是他决定将其悄悄搬进地下室。

“当时搬走雕像按正规途径是要上报的，最后我决定还是要搬，出了事我负责。在一个周末，学校露天电影场连放三部新片子，学生都去看电影了，我就找了几个壮汉，把雕像请下来，安放到地下室去了。把那些遗迹都粉刷掉，宫灯也重新亮起来。这件事在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而决定做这件事，就是一种担当。”

建筑工程出身的何浣芬，后来是出名的“铁市长”

在章先生的文章中，他提到原始基建图纸上的主任工程师的名字应为王秉忱，他负责做总体规划，而具体的设计者则是年轻的何浣芬。

他们两人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上相识，因为年龄较其他人稍大，所以被称为湖北省代表团的“大哥大”、“大姐大”。第一次见面时，何浣芬兴奋地对章先生自我介绍说：“你们南湖校区的1、2号教学楼与最早8座学生宿舍是我设计的。”这样说来，在设计华师这批建筑时，何浣芬还未满三十岁。后来华中科技大学老图书馆的设计也是出自她手，“何浣芬不仅为整个武汉市政建设，而且也为我市重点高校的早期楼房呕心沥血，其劳绩永远不会磨灭。”章先生在文中如是写道。

关于这些青年时代的回忆，章开沅先生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何浣芬的气质，那真是比一般的电影明星还明星。她是广东人，在香港长大，具有国际视野。1949-1950年时，香港经济很萧条，像她这样学建筑的人很多都没有正式职业，她亲口告诉我，甚至会自己做一些衣服去摆地摊卖。”

何浣芬后于1952年经由澳门回到内地，被分配到中南设计院工作，凭借能力出色，勤奋好学，她很快成为王秉忱手下的得力干将。“她为人非常谦逊率直，因为从小在法治社会长大，后来在担任武汉市副市长时，以执法如山出名，被很多人称为‘铁市长’。所以武汉市市长很多，但像她这样的很少。”

曾在牛津大学里住过一个月，只觉得自惭形秽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写道：“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心。”

这种对于建筑的古老态度，包括木质结构为主的建筑方法，是否令中国人对于毁灭、推倒、重建都能更为宽容地对待呢？

章先生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木质结构的建筑如果保护得当，一样可以历经多年，而欧洲多国的古老建筑，也曾在炮火中屡经磨难，甚至毁灭殆尽，但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重建，且是真正的修旧如旧，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很多时候都是拆了然后造个假古董。”

“我曾在牛津大学住过一个月，就住在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宿舍里。其实牛津大学每年用于修缮古建筑的费用比建造新建筑的费用还要多，但在当地有规定，不让建新的楼，一切都要维持原貌，所以走进学校时，真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而反观一下中国大学，我只觉得自惭形秽。不仅在大学中，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建设中，一味追求新的、高的、大的，一股暴发户的味道。其实拆得最多最快的时期，并非解放初期，而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曾专门撰文写过。”

也许对于建筑的态度，正体现了对于历史的态度，不断推倒重建，不断刷新洗白，就如同在可以刮掉字迹的羊皮纸上写字，我们看到的，总是最后一个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