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华中师范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199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1997年社会学系才独立建制。虽然起步较晚，但学科发展比较快，20年来一直在稳健进步。不久前，在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学科中，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全国排第14位，是中部地区的第一名。

我们社会学虽然是新兴学科，但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在1930年代，学校就开设有社会学的专业课程。1940年代初，更是有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许烺光在我校的前身华中大学任教。许烺光先生是心理人类学先驱，曾经担任过美国第62届人类学会主席。许先生的成名作《祖荫下》就是他在我校工作期间完成的。194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我校也由武汉迁到云南喜洲镇办学。可就是在那样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许先生反倒是利用了农村调查便利的优势，在喜洲深入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做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祖荫下》这部经典之作。这种治学精神和学者风范，我觉得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消逝，而是在我们学校沉淀下来，并且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2001年，我校社会学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当时，创系系主任刘祖云教授被隔壁的武汉大学请去做系主任，系里的教师总共不到10位，一位正教授都没有，也就没有了学科带头人。据说，在校级层面有一种声音，提出社会学系要么合并到其他院系，要么撤销。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与刘祖云教授一起创办这个系的夏玉珍老师，为挽救这个学科付出了大量心血。7月底，夏玉珍老师和万仁德老师在甘肃兰州拜见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先生，跟他讲述了我系面临的困境，并请求得到他的支持。郑先生表示，全国的社会学都还比较弱小，他非常愿意到华师来支持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欣然应允受聘为名誉系主任和特聘教授。同时，郑杭生先生很快推荐了他的学生、也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江立华教授到社会学系工作。经过考核，学校同年12月任命了江老师做系主任。可以说，郑杭生老师和江立华老师的到来，是我校社会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社会学系就这样起死回生、遇难成祥，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江老师是一位温文尔雅、性格内敛的学者。作为当时的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面对一个没有博士点、师资队伍又那么薄弱的教学科研机构，他面临的各种建设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为了让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全国学界立起来，他是以牺牲个人学术为代价来推动学科发展的。我是2001年9月来学校读本科的——我曾经跟江老师开玩笑地说，我还早您几个月上桂子山呢。可以说，我见证并参与了这个学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也目睹了江老师在促进这个学科发展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

江老师在培养后辈人才上下了很大功夫。我在大四获得保研资格，当时他正承担一项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就安排我去做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我接到任务后背上书包就往广东跑，去了农民工最集中的东莞，采取跟农民工同吃同住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又去了长沙和泉州做调查。在江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基于调查完成的论文后来获得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特等奖，成为了我校参加全国“挑战杯”竞赛历史上的第一个特等奖。后来，我读研究生期间在江老师的指导下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2007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江老师为了将我留下来，一方面是让我在系里保送攻读博士，另一方面是多次去找学校的领导请求将我破格留下来当老师。要知道，当时博士学历是引进教师的基本门槛，硕士留下来当老师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深深懂得老师的心情，他想为探索前行的社会学院留住一脉薪火，留住华师自己培养的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弃不离的守望者。

现在，学院事业发展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华师社会学这 20 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任何一个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前行路上，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很难想象，1903 年，当时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只有区区 7 名大学生、几位老师，学科当然也无从谈起。但是，115年后再相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27个学院,许多学科名列国际国内前茅！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请相信，华师社会学一定会不负前辈期许，不负初心和使命，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