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 青海 陈曦】

    我是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陈曦。1999年8月，我来到了青藏高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8月底的武汉还是盛夏，青海却已经是深秋了。我的服务地是青海省大通县，离县城有二十三公里的东峡民族中学。

   学校夹在山里面，山光秃秃的，树零零星星地散着，草也是零零星星的散着。学校里那三层的教学楼，虽然已经是很破旧，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不仅是学校唯一像样的建筑，也是从县城到那儿一路上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楼房。学校很简陋，仅有两个破旧的篮球架，一个单杠，一个双杠。操场也就是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教室里没有电。学生的早自习是在操场上念书，晚上没有电，也没有晚自习，中午才是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学生大多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有的离学校很远。天不亮，就要翻山越岭来上学。中午不能回家，午饭则是从家里带来的干馍馍。

   大部分的老师都住的是土坯房。我们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带去，自己买的，学校能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小铁皮炉子和煤砖。

   来到学校的第一天正好是开学的第一天，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开学了应该上课，可是教室里却是空荡荡的，学生都三三两两地蹲在墙根晒太阳。从当地老师那里我知道，每个学期的第一周一般都停课，老师每家每户去动员学生。也不是学生不愿意上学，他们实在没有钱，即使书费杂费全免，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冬季特别长，我呆的那个地方，十月份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每年十四块钱的烤火费是免不了的。但是只要一开学，不管有钱没钱，孩子们都先跑到学校里。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们，从他们那好奇的大眼睛里，我感受到贫困带来的落后。

   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缺水，只能到一公里以外的山坡上打泉水。因为缺水，学校给我们每位老师每个月只有一张洗澡票，当地的老师经常把发下来的洗澡票送给我，为的是让我能多有几次洗澡的机会。冬天学校的锅炉水管被冻住了，没法烧水，这样我们洗个澡要到二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去。在和孩子一起生活的一年当中，我感受到，对他们来说，知识的掌握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从不同方面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同时，生活的贫困是孩子们学习的最大障碍。城里的孩子们在学习上减负、减压的时候，这里有孩子连课本都是借来的，更不要说买一本练习册。做作业时，他们用的都很节省，本子的正、反都用完了。

   二十年后再回首，我还是会被青海人那纯朴、善良深深打动。我时常想起那位不论风雨每天给我们送牛奶的老奶奶；想起那些在我们想家时请我们聚一聚的老师们；更会想起那群让我又爱又恨的学生们……

   这一年，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一个南方人，学会了生炉子，架火，也学会了做饭，学会了在冬天腌大白菜，晒萝卜干。

   选择了支教，在奉献的同时，我更是收获了一份难得的阅历和感动。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是的，我经历了，我终身难忘。

【第十七届 贵州 高玉茜】

2015年7月我也成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来到了贵州省余庆县他山中学。正像陈曦老师所说，我们在支教过程中，给予的，我们从那里获得的，对于生活、生存、生命的感知，远远超出我们在那里给予他们的。我想讲的故事，是两个孩子，和一位教育局局长。

我记得我第二次去平场小学的时候，是给他们过六一，然后捐了一个“博雅图书室”。我到那儿还在搬书呢，就有个小孩儿过来一直盯着我，也不说话。我礼貌的笑了一下。小孩儿说“姐姐，你终于来啦”。 我就，“嗯？终于？”突然想起来这孩子确实见过我。那还是头一年12月，我们到平场小学慰问留守儿童。当时觉得不能就发个过冬物资就走吧，总得做点啥。我就设计了个团体辅导，有一个环节叫保护小鸡蛋。就是一到那儿给了40来个留守儿童每人一个鸡蛋要他们帮我们保管，不要弄碎了，走的时候再还给我们。你就会发现每个小孩儿，在活动中都特别小心的护着鸡蛋，时不时就摸摸口袋或者干脆放在刚发的手套里牢牢拽着。结束时，没有一个鸡蛋有磕碰。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怪父母不能陪伴你们，他们真的不是不想，是不能。他们宁可要孤独，换你们一个温饱的童年。我们陌生人的鸡蛋，你们都这么的爱护，要知道，你们就是他们的小鸡蛋啊。”就有几个小孩抱着我哇的开始哭，她就是里头的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因为这一次活动清楚地记得我，而且在等，一直在等，等着我们再来。

还有一个孩子是我支教回来，参加第二届的带贵州学子游学武汉的活动的总结会。入座的时候就看坐我对面的一个小孩儿特别眼熟，想了好久想起来了。是我们曾经一次义卖活动，把善款捐助给了他山中学的两个特困生，她是那个女生，叫刘乐。我说“诶，你来啦！”她说：“是的，高老师。去年你们带他们来，我就特别想来，但是成绩不好。后来我特别特别努力，就想来你们的学校看看”。

我们支教是要做什么呢，不就是把外面的世界送进去，尽可能的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出来。我看到了他们的对外面的渴望与不安，我们要带他们走出大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兑现我们的诺言。

刚才陈曦老师也讲，走了很长的路，一路上都是破旧的建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这让我想起了当地教育局的龙局长。也跟刚提到的活动有关。16年我们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叫“筑梦桂子情·携手黔楚行”，要带选出来的18个高中生到武汉来游学。当时华师团委非常支持，但是当地学校特别犹豫，要我去找教育局商量。我反反复复的思考，准备了很久，生怕说服不了他，因为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沉默了不到十秒，就回答我：“做！ 虽然我也知道危险，但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发展，不能因为这个可能束缚住手脚。”

我知道，不论孩子们多渴望，支教团多想做什么，如果没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和接纳，我们不可能做到。支教的目的不是送去多少知识，多少援助，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我们的眼睛带进去，再把孩子们的眼睛带出来。孩子们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渴望，他们只能微弱的诉说着，等待我们的回答。

【第十九届 新疆 徐佳晨】

我是研支团第十九届的成员，徐佳晨。我是2017年7月到的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一个叫博尔塔拉的地方。

在第五师中学八年级双语班的第一节历史课上，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学校和姓名：华中师范大学，徐佳晨。转过身来看见坐在后排的一个女生举手，她站起来说："徐老师，我是迪丽热斯。"她的声音很轻，但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恍然才想起来，这是我两年前就在通信结对的维吾尔妹妹迪丽热斯啊！她认出我了，我也想起她了。我从信封里跑了出来，跑来了她的城市；她从信件中走了出来，走进了我的课堂。缘分，妙不可言。

我也是她所在的这个少数民族双语班的副班主任，孩子们让我印象深刻。

语言，是我们交流的第一道门。

前几节历史课上，坐在后排的学生或有小声耳语，或有睡觉打闹，很多当地的老师告诉我，这是11班的常态，全校最难管教的一个班。开始我以为是学生的问题，了解之后才发现，其实是语言的问题，对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而言，中文识字就已经是个难题，更不要说学习历史，学习中国近代史，去理解历史的意义。

两个较为调皮的坐在后排的男生在我的课上发生口角，甚至蠢蠢欲动，起身就要开战。一些同学自发劝阻，一些同学趁机动乱。我有些生气。

“我不希望一些同学总是在影响课堂，这是一种不尊重。”我的声音拔高了几个度，我以为他们会懂，会懂这些道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看着这个样子的我的学生们，生气之余我还有些心疼，我心疼他们，他们的眼中，我看不到希望，她们对知识/对未来/对梦想，竟没有一点渴望。

我把书放下，我看着他们，我没有说话。我确实，也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他们开始端坐，我继续注视着他们，安静持续了很久、很久。

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不懂；我不说话了，他们好像反而懂了。

所以这节课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和这些孩子交流？这个课，到底，该怎么上下去？

之后，我在少数民族班级的教学上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全部单独备课，我甚至小学了一点维语，她们开始主动找我学语文、学英语。我用了这一年不长的时间陪伴她们一点一点进步、成长。哪怕这个过程有些慢。可是慢慢的，我们真的有了“不一样”。

我才明白，教育的本质，除了要循循善诱，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和孩子们之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是无论她们是什么样子我都愿意陪着她们的那份真诚。而在我支教的这一年里，它又是一种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的善意交流和融合。

那堂课，那一刻的我们，是平等的生命。我在和学生们做无声的交流，而非命令；我希望去感染学生，而非强求。

这样的改变，也让我越来越融入他们、了解他们，很多学生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也了解了他们的家庭、父母。我吃遍了学生们的家常菜，我们成了朋友，也成为了家人。

离开新疆前的那几天，他们来我住的地方帮我一起打扫、整理行李，临别的时候抱着我哭，我不敢哭，怕这些眼泪的分量过于沉重。她们每一个人都说：老师，你来了，让这一年，变得太美好了。其实于我而言，遇到她们，才是，最美好的。

【研支团20年总】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祖国各地留下爱的足迹，至今已有二十年整。

全体华师研支团的老师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贡献一份或微或小的力量。

廿载风雨，我们始终未曾停下“教学育人”的步伐，始终未曾改变“志愿服务”的初心。

过去（陈），现在（高），未来（徐），

我（陈），我（高），我（徐），

我们，将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