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广播台岁月

作者:齐跃 发布时间:2019-01-02

导语
华师广播台的“成长”故事。





“我在广播台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这代人下过乡,在到校党委宣传部所属的广播台工作之前,我还在校办工厂当过工人。1984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调入广播台,一直工作到2016年年初退休,在广播台待了31年,现在可能不会出现在同一岗位任职这么久的情况了。
     “隔行如隔山”,之前我也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刚进广播台的时候并不轻松,但所有的事都得学嘛。那时候也年轻,对接触新事物很有热情。原来杜老师负责广播台的工作,我跟着老师慢慢地了解,从这个新地方开始,跟学生一起成长,逐渐和大家建立起感情,打成一片,在广播台度过了我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广播台之前的工作地点大致在现在露天电影场中央的吊脚楼的位置上,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一楼是校广播台。2002年学校对电影场进行了改造,老楼拆除校广播台2003年搬入电影场舞台上的二楼。广播台是学校最早的有学生参与的工作部门,一般来说,各院系的不同年级同学通过选拔会有一个人进入广播台,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这能避免同一学院上课时间过分集中,能够让学生的课余时间“岔开”上岗。
       当时的工作和现在差不多,学生负责播音和编辑节目。80、90年代,广播台的节目分主要分为三个时段播出,加上9:40的课间操时段就是4个播音时段。根据学校的作息时间表:早晨6:20起床,广播台开始播音,音乐响起,其“任务”是叫醒学生;6:30分会播放两遍早操,再放一些音乐、每周一歌、名人名言等内容;7点钟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午播些和校园生活相关节目。
       搬到新台址之后,广播台的相关设备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电脑的普及使我们改变原来以录播为主的方式,采用直播。当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专业电台、电视台都开始提倡主持人进行直播,录音能够随时修正错误,但直播对主持人的要求更高,我们也设置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要求播音员经常练声。例如,新人9月到广播台进行三轮入选考试,通过后要参加培训班到十二月份,并请专业电台、电视台专家来讲课。下学期还要见习一学期,此后老生(老编辑、老播音员)给考评者打分,最后老师经审定,合格才能上岗播音和编写节目。这套考核程序一直延续下来。
“那时的广播台就相当于现在的微博微信”
       最开始广播台的人数少,节目也少。我们有校园新闻、校园生活、理论研究、学生文学创作等板块。有些内容会比较贴合师范院校特色的内容,如大家对教学的思考、培养树立对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光辉事业》等节目。像《点歌台》《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类娱乐性节目一般会在下午播放。到了一些重点时间段,我们还会推出特别策划,像毕业季的《桂子山话别》,假期各院系的社会实践,实习生的专题等。
      《桂子山话别》是30多年来保留的传统经典节目。在当时宣传渠道较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广播台许多学生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能邀请到各个院系、校会等学生组织的宣传部成员来一起开会,给他们讲述广播台近期要播出内容和要求,布置写作任务。考虑到毕业生的心态,我们会讨论“毕业去哪儿”等问题,也会一起回忆大学生活。1987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编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考察,播了我们的一组《桂子山话别》节目,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也开创了学生业余广播节目在专业电台播出的先河。
        过去我们也会收到很多批评稿件,有关于在食堂饭菜质量问题、教学楼问题以及后勤服务问题等。我们会与多个对象进行沟通来了解情况。这样一来,广播台成员从口语表达到写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这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与此同时,他们还能服务学校,获得一段引以为豪的大学回忆。 
广播台是如何培养出一批批“名嘴”“名记”的?
       在过去学校没有播音主持专业的条件下,广播台却盛产专业记者,先后有10余人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或担任编辑记者。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以及各地方媒体就业的更是数不清。
       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组织者”,而不是单纯地给学生委派任务。我需要做的是,管理好设备,安排好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以前还是往后,招人时一定要善于发现人才,要深入地了解学生,关注他们的心理动态,关心他们的学业,督促他们提高学业外播音水平。只有了解他们的性格才能判断他们是否适合在广播台工作,才能让编辑、记者、播音员更好地参与到工作中来。
       一个组织发展的关键是向心力,需要我们投入感情与关心。之前有个学生因为阑尾炎住了院,我们广播台里的不少人都前去探病。在工作上我和学生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平常就是好朋友,我作为过来人,经常开导他们,畅谈人生体会。
       抓好学生工作、搞好组织工作,下面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做学生工作要分层次进行,我们会从学生干部的管理开始。在广播台发展过程中,它的组织架构总体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各部各组有自己的负责人。每周有2至3次例会总结问题,以前每月还进行一次评比。
       每一个行当都有它的基本要求,想把工作做好就需要了解它的意义。广播台一进门的墙上就贴着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播音的基本标准。有要求才会有提高,不能散养。在培训期,我们会请专业的播音指导;也会请报纸编辑、专家来开讲座、上课,教学生挖掘题材、写作、编辑节目的技巧。
       广播台的编辑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采访、写文章、播送一体的情况。尽管广播台后期逐渐有了采、编、写的分工,但语言表达与文字表达是并重的。我对他们的要求是普通话要好,要对得起“广播台”的称号。在播音员有事的情况下,处理紧急事件时,也敢开直播。
       再一个重点要提出的是,广播台年年都承担着学校重要的大型文艺活动主持和台词撰写工作,为活跃校园文化做出了积极地贡献,他们还在推广普通话方面成为我校的先锋。
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平平淡淡也很幸福
       我这一辈子的很长时间都是和学生在一起,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平平常常也很幸福。简单来概括,这么多年在广播台工作的经历,我觉得和学生们的情谊已经融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和学生都投入了感情,都获得了回报,现在我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在我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为我专门组织了一次离别晚会,现在回看当时的视频,还是会很感人。有时候我到外面出差,如果有学生在当地,都会邀请我和他们叙叙旧。
       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提供一个平台,供学生发挥特长,让他们有所提高。专业课之外,我希望他们可以涉猎更多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最后,希望学校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将来越办越好。尽管我在工作上已经画上句号,也依然期待新的时代有新的精彩。
(本文口述者为宣传部退休教师齐跃,文字整理由刘泽伟、张野溪完成,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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